收钱后退还，也可能构成受贿罪！

案情简介

高某为某国家机关对外贸易处副处长。2002年至2023年间，利用负责玉米出口专项工作的职务便利，将林某介绍给时任某省粮食局驻京办主任张某认识，并给张某打招呼让其从林某处购买玉米。2003年9月，高某在购买北京房产时，以借款为名向林某索要钱款，后林某为其支付购房款242万余元。2011年，因张某被调查，高某将242万余元退还给林某。2013年、2015年，高某两次被某纪检组函询是否与张某、林某存在经济往来，其均未如实向组织交代经济往来情况。另查明，2003年至2016年间，高某还非法收受林某134万余元。2023年5月，高某被监察机关查获归案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高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，受贿数额为370余万元。针对高某于案发前已退还的242万余元，法院认为，高某是在得知张某被调查担心被牵连，才将上述钱款以偿还借款名义退还，而非基于“拒绝受贿”心理主动退还，该部分钱款不应从受贿数额中予以扣减。最终，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高某有期徒刑十年，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。

以案说法

本案核心争议在于高某案发前退还给林某的242万余元是否应当计入受贿数额。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第九条第一款规定，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上交的，不是受贿。”其立法本意是为了排除“主观无受贿故意而客观被动收受财物”情形。因此，适用该规定出罪需同时满足以下四要件：

一、主观上无受贿故意

主观无受贿故意，要求行为人自始自终没有将贿赂款占为己有的意图。判定“主观上有无受贿故意”时，不能仅凭行为人的供述，而是需要根据其客观行为，若存在索贿、提前规划财物用途等情节的，很难说其主观无受贿故意。本案中，高某夫妇与林某联系，以借款为名请求其支付购房余款共计242万余元，高某夫妇供述称当时其并无还款意图。由此可知，高某事先就想好了收受贿赂款的形式以及贿赂款的用途。由此可知，高某主观上具有受贿故意。

二、及时退还受贿财物

所谓“及时”并不要求必须在明确的时限内退还，而须从行为人是否具有受贿故意的角度进行判断，即知道所收财物系贿赂款后无故意拖延而及时退还。本案中，高某夫妇系2003年收受贿款，直至2011年才将贿赂款予以退还，其间并不存在阻止其退还贿赂的客观情况，因此其退还行为并不符合“及时性”要求。

三、主动发起退还行为

“主动退还”意味着国家工作人员的退还行为系出于自愿并由其主动发出。若过程存在外力驱动，如请托人的多次催促或是《意见》第九条第二款中规定的“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，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、事被查处，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”，均不应认定为是主动退还。本案中，高某是在得知关联人张某被纪检机关调查而害怕东窗事发，遂发起的退还行为，其是在客观压力的作用下被动退还财物，而非自愿主动归还。

四、拒绝受贿动机纯粹

退还行为应基于“拒绝以权谋私，维护职务廉洁性”的单一动机，而不掺杂任何其他因素的考量，如“退还只是权宜之计”、“暗示下次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赠送”等。本案中，高某之所以退还财物，并非出于“拒绝以权谋私”的思想觉悟，而仅仅是害怕被查处，由此可知其退还动机并不纯粹。

法官提示

一是破除“以退保身”的误区。“退还贿赂款”绝非“免死金牌”。受贿罪，以国家工作人员非法收受财物那一刻起即成立，一旦完成财物的收受，犯罪即告既遂，此后的退还行为无法逆转已经发生的犯罪事实。如高某担心东窗事发的所谓“主动”退还，实质上是为掩盖犯罪、逃避惩处而采取的“被动”掩饰，是企图为已然崩塌的廉洁堤坝进行的“临时修补”，绝不能成为定罪时的罪责阻却事由。

二是廉洁自律必须做到“慎初”。受贿罪侵害的核心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。这种廉洁性是一种抽象而绝对的公共信任，一旦通过“权钱交易”被玷污，其造成的损害便已实际发生。事后的退还，如同试图擦去白纸上的墨迹，痕迹可淡，但污损的事实无法逆转。真正的“保身”之道，在于面对诱惑时坚守“第一次”的决绝，在于触碰红线前保持“最初心”的清醒，唯有将腐败念头扼杀于未发之际，方是永葆清白、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。

法条链接

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的通知

九、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

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，不是受贿。

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，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、事被查处，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，不影响认定受贿罪。